親愛的朋友,

30而立，應在事業上，靈程上，家庭，各方面都應取得平衡和成熟（相對地）。可是，這些不但沒有發生，反而，更混亂，更失控。剛看完成29+1話劇，心裡很激動。於是記錄下來，一面記錄，一面整理思緒。

30歲原來已過了一大半，原以為這個日子很特別。很難接受，現在我還來不及接受，卻要迎接31了。看到
龔立人的一本書。他說得好：人生需要夢想，還是人生就是夢想？夢想好像和現實不相同。我以為夢想是未來的，因為有夢，現在才充滿希望和活力。原來，夢想是現在的。多謝立人的提醒，現實是夢的憧憬，夢是對現實的投入。
我原以為我拒離夢很遠，很遠。

2003年在SARS回港帶著口罩找工，並沒有甚麼召命，或為人群服務的理想。只想找工作，有穩定的收入，計劃結婚姻。
我進入香港神託會在香港第一次成為社工，為15到25歲患有思覺失調的青少年，提供及早介入的輔導及教育工作。2004年，不知何來的勇氣，報讀社會科學碩士課程。還未畢業時，2005年年尾10月在父母的支持下買樓，12月結婚。婚前3星期，因之前寫下一個李寶春基金往澳洲墨爾本考察的計劃書獲得款項，於是前往參觀當地及早教育之先導者。更了解及早介入的理念和研究如何幫助到病者及高危的青年人。

結婚第一年是人生感非常Chaos的一年。現在回想可能是有Adjustment Disorder。總之，病名不重要，只是label。我更能體認人生的無常與失控，我更能明白抑鬱的患者。我更能體味婚姻的珍貴與奇妙。

2006年拿得碩士學位，感覺這樣對學術的追求過程，實太草率了，因此我沒太多的興奮。在畢業前，在課堂認識了一位老師，黃麗璋，她教輔導，她教的Emotion-focus，技巧重要，可是她本身的愛和高尚的人格，是我最驚訝和羨慕的。身教勝於言教。她讓我確信輔導不是神話，是能有治療效果的。讓我重新學習Empathy，不是技巧，而是對人生的一種體會，對服務使用者的尊重，對痛苦的悲憫。

畢業至今，久久未能釋懷的，是社工畢業生被減薪、剝削。於是在去年在其他同事的努力下組織工會。多次與上師要求正視，及合理的待遇。卻因機構種種制度，而沒有得到回應。非常灰心。加上合約同工，中點薪金點已是項點，而沒有升職這回事，即我們的發展（事業上）是沒有發展的前景的。

我問自己，若我得到加薪或入了社署得到很好的福利，是否就此滿足。我的答案原來是不會的。我更深明白了自己的感受。原來我一直憤怒和不安的，不單是自身的處境，更為著這一輩的社會工作者，甚至教育工作者，感到不被政府重視和受著諸般壓力。前線的人受著許多工作壓力和制度的壓力，影響身體和心靈健康。服務質素下降，受害的是服務使用者。再者，學生選科時，若是成績不俗，和抱有理想，或許都因為待遇、政策、前途等，不敢選擇做老師和社工。那麼我們的下一代，會遇見怎樣的老師和社工呢？豈不心痛！我希望能日後做一些工作，去支持一些Helping Professional， 去關注自身的身心健康，免得Burn Out.

 

蒙主恩典，我不繼被安慰和給予信心和盼望。2007年度11月份18日崇拜時，突如其來一個想法，我要為一些我關心的青年人做點甚麼。於是我拿起筆，開始寫下計劃初稿。是為聆聽一群有精神病患父母親的年青人成長的故事。他們不是患者，又不是「照顧者」，但又不是孤兒，社會並沒有人能提供服務給他。可是他們卻是精神病高危的一群。成長中面對種種困難，父母又未能扮演父母的角色。他們的故事，實有太多的意義。於是我請一位我初認識的傳道人為我祈禱。他見到一副圖畫：一個小女孩，很想跳舞，但又不敢不知怎樣起步，起舞。

 

後來，我每逄遇見朋友就與他談起我這個計劃，盼望有同行的人。最後，我竟約會到一個不認識的大學教授，我問他這樣可以做研究嗎？他的反應很正面。他還提出我可以想想再進深去試四年博士學位。那天，我驚訝主的工作竟如此快。我想，從有這個想法的時候，我只是想做些自己有興趣的事，自由和愉快的事。可沒想過要甚麼。一直以為自己做事很心急，若我要從那天崇拜的一個想法，至整理和找資料等，到約會教授傾談，其實3個月至半年的時間都不算太長。可是，我看到那天崇拜的程序表，驚訝地發現，是比一個月還短。心裡生無限的感激。

 

突然發現，原來我若能跟那為老師做研究，除了學習的本來的研究題目外，會讓我學到怎樣幫助別人減輕壓力和健康的教授技巧。因他是個中醫，經常為不同專業人士去帶領這種工作坊。

 

你知到嗎？那天寫在程序表上的，不是甚麼偉大的理念，而是，我知道，要實現理想，是要有同行者的。於是，我寫下許多朋友的名字。就是你們的名字。

 

我很希望你們的腦海每逄閃過我的臉時，就在那一刻，祝福我。

 

 

友

凱欣